泰安兼职吧(外科医生转行生命摆渡人挨骂是经常的但总要有人去做)

每逢清明节,李斌都会来到位于济南市长清区青山绿水之间的捐碑林,寄托哀思。

在清明节期间,死者的家属和再生的器官接受者聚集在这里。他们互不相识,却有着同样的默契。他们默哀,送花,吟诗。

碑林位于山东省遗体(器官、眼角膜)捐献纪念广场。每个捐献遗体和器官的人都将被刻在纪念碑上。

外科医生转行“生命摆渡人”:挨骂是经常的,但总要有人去做

遗体捐献纪念碑被鲜花覆盖(采访者供图)

作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李斌知道许多这样的名字,他们背后有着不同的生活和故事。在他们生命旅程的终点,在家人的支持下,李斌将给予他们生命中最后的礼物,——个器官将被移植到有需要的患者体内,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

生命的礼物

多年后,李斌仍然记得他为一名出生仅五天的婴儿协调器官捐赠的场景。

刚出生5天的宝宝,因为早产脑出血,出生后多次抢救效果都不理想,一直无法自主呼吸。

宝宝小小的身体呈粉红色,蜷缩在只有一个小球的保温箱里,身上挂满了各种仪器的管子。在去见家人之前,李斌感到不安。怎么劝他,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发生冲突怎么办,家人崩溃哭了怎么办,所有可能的场景他都想了。

外科医生转行“生命摆渡人”:挨骂是经常的,但总要有人去做

但是当他真正站在孩子家长面前的时候,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对年轻的父母悲痛欲绝,但在李斌的劝说下,他们很快同意捐献器官。新生儿的眼睛还没有发育好,世界还是黑白的。年轻的父母希望能通过捐献器官让孩子延续生命,“看看”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因为孩子太小,唯一能捐献的器官就是肾脏,她未能展开的辉煌人生将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延续。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后,这样令人心碎的场景,他经历了无数次。

每天奔波于东营、淄博、济南等服务区,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向家属宣讲国家器官捐献政策和意义。他一开口,面对一个即将失去亲人、陷入悲痛的家庭,迎接他的可能是质疑、冷眼和咒骂。

“被骂是常事,但我没被打过。”

李斌又高又胖,戴着方形眼镜。他说话的时候会很认真的看着对方的眼睛,让人心里觉得“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个新的职业。2015年1月1日,我国开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移植器官的唯一合法来源。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曾表示,“这是迈向公平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但当年只有25959人自愿报名。这意味着大部分人因为传统、认知等各种原因,不认可器官捐献。

外科医生转行“生命摆渡人”:挨骂是经常的,但总要有人去做

捐献前,医护人员会向捐献者鞠躬(受访者供图)

尤其是面对患者家属,在他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时,往往成为负面情绪的发泄口。因此,与家属的沟通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核心也是最困难的环节。李斌的家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思想开放的中青年,也有思想守旧的老人。

作为协调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认为李斌

器官捐献不是让家属放弃病人,而是在死亡过程用尽一切努力都无法逆转后,让病人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如果患者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比较有文化,那就从奉献精神和社会公益的角度去劝。如果患者家庭本身比较贫困,还是要提到国家和红十字会的医疗费用减免政策,让家属从急救的角度更好的接受。”

李斌说,援助不是交易,整个捐赠过程中不能有利益诱导。

“每一次成功的器官捐献,都应该是社会效益和人道主义援助并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我国的器官捐献是自愿且免费的,但红十字会等机构有相关的专项慈善救助。山东省立医院也响应国家政策,在人道救助、器官捐献者家庭医疗费用报销等方面设立救助措施。虽然资金不算多,但是对于很多因为疾病和意外已经陷入危机的家庭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器官捐献,也给了患者家属第三种选项:在重症监护室,患者病情危重,难以治愈。挽回,已经无力回天,却直接选择放弃,是不人道的,亲情又难以割舍。

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捐献出患者的器官,让患者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

和时间赛跑

器官捐献协调员,被称为“生命摆渡人”,是一个必须与时间赛跑的职业,也是一个游走在伦理、情感甚至法律边缘的职业。

当找到一个潜在的捐献者时,协调人往往需要与他的家庭成员沟通是否愿意捐献,这往往被视为一种冒犯。有时候,明知干预时机不合适、不合理,协调人还是要硬着头皮去争取哪怕是最微小的可能。

“现在干预已经太晚了。患者可能失去捐献的价值,器官衰竭或死亡。而有些家庭,错过了机会,将来冷静下来,就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同意捐献。”

即使在开始,因为支持团队不完善,李斌需要用他的急救箱和呼吸机运送潜在的捐赠者。

记者采访时,李斌不时接到电话,基本都是关于捐款的。一旦找到潜在的捐献者,同意器官捐献的医生或病人家属会打电话给他。他带着资料和文件赶到现场,判断捐献者的状况。

为了出差方便,李斌借钱买了一辆总价8万多元的汽车。虽然叫私家车,但基本都是出差用的。过了几年,车的里程超过了10万公里。

失败是一种常态。,现行法律规定的死亡标准是:心跳、自主呼吸停止、血压为零、瞳孔散大、反射消失。但随着医疗机构对患者治疗和维护技术的进步,临床上经常遇到脑干以上中枢神经系统永久丧失功能,但在呼吸机的作用下,患者仍能被动呼吸,维持心跳和血液循环。即使在心脏不能有效做功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仪器维持患者的血液循环。

此时,很多患者已经脑死亡,失去了被挽救的可能,但家属仍然觉得自己还活着,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倾家荡产,也愿意维持这种状态。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家属写:放弃治疗?

在家属的挣扎和犹豫中,器官会不断衰竭,逐渐失去移植的价值。

此外,在很多情况下,有些患者会出现突发意外,如车祸、脑出血、心肌梗塞等疾病。符合捐献条件的很多都是中年人,他们属于老年和青年时代。

《民法典》规定,器官捐献必须获得所有一级亲属即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的知情同意。即使患者配偶同意,也往往对年迈的父母或年幼的子女隐瞒。因为没有签名,捐款经常中断。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员需要在医疗需求和人文关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外科医生转行“生命摆渡人”:挨骂是经常的,但总要有人去做

参加追悼会的家属和市民会在雨中缅怀遗体、器官和角膜捐献者(采访对象供图)

在所有前期程序完成后,协管员还将前往手术室见证、监督、记录患者死亡判定、器官取出的全过程,并协助家属整理遗体、处理殡葬事务、归还遗体。这也意味着捐赠行动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协调员工作的结束,他们还需要处理众多的后续情况。

实际上,协调员面临的工作远不止这些。为了安抚捐赠者家属,李斌会根据情况为他们申请相关救助,根据家属意愿联系媒体报道,并负责心理疏导。

李斌的办公电脑里,有专门的文件夹存放捐献案例照片。很多照片都是他和捐献者家属的合影,每张照片他都能叫出捐献者的名字,回忆起他或她的故事。

有一个捐赠人在东北有一个古老的家族。她的家人说,她生前喜欢大海的生机和自由,希望死后骨灰撒入洁净的大海,循环不息,流动不息。

捐款后,李斌驱车带着骨灰和家属一路向东,往返700公里,到了胶州湾跨海大桥下,郑重将骨灰海葬。

每天处理眼泪、抱怨、失望、诅咒等负面情绪,难免会让人情绪低落,这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挫折的抵抗力。

业内也有很多人因为压力太大而转行,但李斌始终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很多时候,负面情绪累积起来,他就慢慢自己解决了。能一直支撑他的,是他对这份工作的信念。

“去拯救那些需要器官的病人,去有勇气去看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第二人生

在器官移植起步较早的国家,协调员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职业,而在中国,大部分都是由移植医院的医护人员或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培训兼职。

在成为全职协调员之前,李斌是医院的外科医生,从事泌尿外科和肾脏移植。起初,他负责协调和实施器官捐献。但随着国家政策的完善,工作量的快速增加,他也不允许兼顾,只能全职工作。

2021年,李斌正式放下手术刀,离开相伴十年的手术台,成为了一名全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甚至无异于“第二次生命”。

根据在山东大学读完了本科、硕士、博士,历经前后12年的临床医学学习生涯才走到了临床一线的岗位。此前的职业规划,李斌将和他的同学一样,做手术,做科研,晋升职称,在时间的沉淀中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

成为协调员相当于中途转到——放弃临床专业,意味着大部分努力学习的内容不再有用。作为一名协调员没有明确的职业道路,这是在中国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困境之一。

移植科医生从业生涯中的见闻和感受,是李斌转型的最直接原因。

“肾移植是治愈尿毒症的唯一方法。每年新增数十万尿毒症患者,肾源与患者比例可达1: 30。大部分患者因为等不到肾源,只能做透析,直到在等待中病死。”

李斌不想详细描述是哪种情况,

“我甚至见过很多尿毒症的孩子,三四岁就因为先天性疾病需要透析。”

因为每一个病例的背后,基本上都是一个饱受疾病折磨,四处流浪寻找肾源的破碎故事。

“总得有人做这份工作,付出并迈出这一步。”

李斌说,在肾脏手术的日子里,他见过许多危重病人急切地等待器官移植来挽救他们的生命,但最终他们无法获得机会。

“与手术技术过硬的移植专家相比,我们的社会对器官的需求更高。不捐献,不移植。如果没有器官,再好的医生也无能为力。”

因为他明白这份工作的意义,所以在表哥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作为协调员见证了表哥的捐献仪式。

“表哥住院的时候,我尽力帮他,但是人是救不了的。捐献器官是最好的方式。”李斌说,一切尘埃落定后,他告诉了父母这件事。“我做这个工作很久了,他们都表示理解。”

刘老师的故事

器官捐献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过程,相反,这份生命的礼物本身就隐含着希望。

永远忘不了捐献者——3354团的刘老师,一位39岁的老兵,因脑血管瘤突发破裂出血,被医学诊断为脑死亡。在此之前,他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军校,毕业后主动参军。他受伤退役后,成了一名大学行政人员。

独生子女和父母年事已高,这样的家庭成员往往很难接受器官捐献。但在和家人沟通时,他的老父亲马上说:“能捐多少我就捐多少。”“如果我有什么意外,我愿意捐献给国家。”

在采访中,一定要在文章中记录这位父亲的李斌告诉记者。家住泰安的老人是一位退休的普通工人。他献血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无偿献血次数远远高于其他人,他获得了2008年国家捐赠奖铜奖,2010年国家捐赠奖银奖,2012年国家捐赠奖。要获得金牌,需要自愿献血40次以上。老人回忆说,他已经献血两万多毫升了。

外科医生转行“生命摆渡人”:挨骂是经常的,但总要有人去做

在家人的陪同下,李斌将刘老师的骨灰撒入黄河。

在儿子出事前一个月,两位老人主动提出在他死后捐献遗体。作为家里的独子和遗嘱执行人,刘先生分别在两位老人的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和父母约定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国家。

儿子猝死,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悲痛万分,通过捐献器官,让儿子做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好事”。3354最后,刘先生成功捐献了自己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他帮助两个人重见光明,并挽救了三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协调员的工作不仅是意义,也是责任。”

李斌说,对生命的信任比泰山更重要。

省立医院降低了这种治疗的费用。家人提出,他们想把他的骨灰撒入黄河。在告别仪式当天,李斌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黄河边与家人拥抱骨灰盒举行了告别仪式。

在采访中,记者要求记下刘先生的名字,而表示要用“刘先生”的名字。

因为老师不仅是这位捐献者的职业,他的大爱,也值得我们尊称“老师”。

李斌有一个书包,里面有洗漱用品、器官捐献宣传页、各种证书和证件等。作为器官协调员,高强度是工作的常态。

记者采访的那天,李斌会自己开车去东瀛3354,那里有一个潜在的捐献者,李斌当天下午必须到场。即使经常接到电话,也要马上出发,到了之后就面临一个又一个问题。

他的妻子理解他,更为他感到心疼。两人经人介绍,他的妻子很欣赏他的踏实、认真和责任感。李斌从临床医生一步步转变为专职协调员,他的妻子见证并参与了整个过程。

工作的选择得到了妻子的支持,但出差的强度却遭到了妻子的多次抗议:有时早上醒来才知道李斌被通知半夜偷偷出差。有时候当我晚上开车累了,李斌会在服务区困惑一会儿。有一次他半夜醒来,却发现窗户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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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左)和同事前往向纪念碑献花(采访者供图)

在经历了太多人生无常之后,李斌特别关注他的家庭。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是回家和他的两个宝宝玩耍的时候。李斌一回家,就“努力工作,表现良好”,因为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他对妻子充满感激。“基本上都是她在家忙,我对不起她。”

36岁时,李斌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不敢”的时代:

“世上有老人,世上有两个孩子。我这个年纪的人太负责任了,不会出事的。”

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个生命的逝去,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我做这份工作已经很久了,我见过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我也会捐出我的器官”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家人,才是最大的责任。”李斌说,近年来,他明显感觉到人们观念的变化。前几年,动员的成功率很低。现在协调10次能成功2-3次。李斌觉得自己这几年老得特别快,本来就不大的脾气,也一点点都磨没了。他越来越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家庭的。

截至2022年4月1日,我国器官捐献志愿者总数为4624022人。2015年1月1日,这一数字仅为25959人——近200倍的增长代表着器官捐献概念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同时,很多针对贫困危房家庭的救助措施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了这次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

工作12年来,他已成功协调近200余例器官捐献。

“李医生,如果您发生意外,会不会捐献器官?”

来自齐鲁晚报

资料来源:山东省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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