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县兼职群(乡村教师为什么不愿当班主任)

3月13日,欧和他的女儿冯芳带着孩子在山里行走。他们是湘桂交界深山里的江永县桃川镇大地坪村闫思营小学的老师。母女俩分别在这所山区小学默默待了26年和22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学校办好,让孩子们在家读好书。”冯芳说。视觉中国供图

班主任在基层教育管理和学生成长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015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教育研究联盟发布《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称,从全国来看,城区、乡镇、乡村教师满意度指数依次下降。有研究表明,在农村教师职业倦怠中,班主任成为重灾区,超过一半的班主任主观上不愿意继续担任班主任工作,乡镇班主任的职业倦怠水平明显高于县城和城区的班主任。

这些现象与笔者多年的实地调查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乡村教师不想当班主任呢?他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去年5月,笔者在中部某省的一所农村初中呆了半个月,借助之前调研的积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班主任工作成“烫手山芋”

蔡中学位于中部某省康宁市(县级市)城乡结合部。它所在的Xi蔡镇下辖15个行政村。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这里是当地商品粮的重要产地之一。镇下辖另一所初级中学,即平水中学。近几年因为学生规模锐减,现在和小学合并成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100多人。

为了稳定初中的生源,康宁把六年级统一纳入初中的管辖范围,所以当地初中有四年制。蔡中学也不例外。2014年,蔡溪中学有460名学生。随着中考均衡招生政策的加大,农村初中招生略有回升。2017年,蔡溪中学有500名学生。目前,蔡溪中学有30多名教师,绝大多数超过35岁,他们都有大学学历。作为师范学校第一学历的,也是新世纪以前老师范的毕业生。

农村学校不时出现教师不愿意担任班主任,学校领导自己担任班主任的现象。蔡溪中学也是如此。学校目前有11个班,但有4个班的班主任还是——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会主席、教育办公室主任、电教站站长。除了学校事务的分工和兼职班主任的工作,他们四个人还要承担每周——个8-10节课的相当大的教学工作量,其他班主任和老师的教学工作量大约是每周13节课。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做班主任会有一点补贴。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蔡溪中学的一些老师也认为班主任这个职位“锻炼管理能力”,“能够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在学生和家长心中的地位比专业老师更重要”。

但现实中,班主任这个职位却成了“烫手山芋”。

经济收入成了参照系

蹲点调研的第一天,就在我们见面后,蔡溪中学校长黄芳请作者帮助我们思考职业倦怠问题。作者问,教师为什么会有职业倦怠?黄校长认为是参照系的原因。以前除了财政拨款,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所有的老师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比较就能努力。但现在不一样了:教师的收入来源中,财政拨款差别不大,甚至对在农村任教的教师略有倾斜。但是,与城市教师相比,农村教师的收入渠道过于单一。

“这里的老师基本都是只发死工资,以前一个月两三千元,年底奖励两三千元。作为一名校长,我的月薪去年不到4000元,今年4月份借助通识教育的契机才涨到5000元多一点。而且城里的老师基本都不靠工资吃饭。比如我在市里教书的同学同事,租个‘三室两厅’就能招1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一个月收1700元,雇一个做饭打扫卫生的阿姨的费用每个学生四五百元,这样一年的托管能赚个一二十万。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工作变成了副业。”

教师虽然在农村工作,但也生活在职业圈里。和在市区和老师一起工作,被分配到不同学校的老同学对比,发现原来的收入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些参照物中有很多曾经在教学水平和学习上与自己学术成就相近,心理落差油然而生,进一步导致职业倦怠和职业感丧失。

其实在同一个学校,作为班主任,因为管教学生的原因,他比其他老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很自然的,但是补贴却微乎其微。如果不是班主任,不仅可以多操心,还可以做一些副业(兼职)来贴补家用。

收入差距不仅发生在同龄人之间,也发生在与社区居民的比较中。笔者2014年第一次到市里走访时,当地教育局的领导也表示,农村中学的班主任大多不敢上门走访,因为在和下班回家的家长聊天时容易被打击:“如果打工,一个人一年能挣七八万,两口子加起来能有十五六万。他们可以一年买一辆车,两年在城里买一套房子。这对于老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管理制度导致设计缺陷

与农村小学相比,农村初中教师的职业倦怠更为严重。以这所学校为例。六年级并入中学后,有的小学老师前两年表现不错,两年后开始斤斤计较。按照蔡主席的分析,好像是学校文化不一样。其实在农村,小学老师和初中老师的职业热情是有很大差别的。

一般来说,农村小学老师不多,就算村里全了,中心校也就二十个老师。重要的是,农村小学由中心小学校长负责,考核管理分段进行。如果老师表现不好,校长可以把老师的岗位调走,比如调到偏远的地方,这样老师就会有压力积极工作,否则就会被淘汰。

农村初中校长的权限要小得多,管不了人。如果没有硬错误,农村初中校长无权调动教师,更别说裁掉教师了。经济分配上,学校都是阳光发工资,再分配的空间很小。教师没有上升和退出机制。老师就像一口大锅,没有生产热情。

这样,管理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了农村初中教师的工作变成了铁饭碗,产生了职业倦怠。

“连当老师的热情都不高,更别说当班主任了!”蔡主席说,愿意当班主任的老师更敬业,更有牺牲精神。

在这个学校,教师的专业能力不是问题,工作积极性关系到他们的工作调动、职称评聘、大额收入分配等切身利益。“从我们这里调到市区的老师有二三十个,进城前成绩平平。但是,适者生存,你必须认真教。当一个乡村教师进入城市,成为一个有名的支教老师,有些家长就想把孩子挤进你的班级。补课的学生来了,经济收入会大大增加。”蔡董事长说。

乡村教育衰败打消教育激情

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法律利益、职业权益、福利待遇和发展空间都低于城市教师。为了改变这种不好的局面,一批批农村精英,包括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富农(打工、经商)为代表的经济精英,纷纷通过买房、找工作的方式,移居到城市。乡村精英的向上流动,自然导致乡村精英文化的淡化。农村教育继续为城市教育输血。这种输血表现为老师一个,学生一个。

高中毕业后,甘校长已经在农村教书40多年了。甘校长眼看着平水中学,一个1000多名学生,师资齐整,质量好的初中,没落了。当时平水中学只有一个化学老师。因为擅长教学,她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关注。一纸电话之后,她直接被调走了。“不仅如此,市里甚至不考虑给学校增加一名化学老师。化学课怎么上?现在学校的生物、音乐、体育、美术老师都被挖走了,只好让其他老师兼职。”校长甘本是教语文的,现在也是生物老师。“我们自己不知道,但需要别人来教。能教好学生吗?”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现象:导致农村学校生源流失的往往不是辍学,而是转到城市学校读书,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下半年,还会有两个学生去。去的学生往往都是好学生。家长觉得孩子成绩好,能看到希望,就会想办法在市里买学区房。”

据一位熟悉当地派出所的老师介绍,这个镇每年有800名左右的适龄儿童,四年下来有3000多名。然而,这所学校六年级到九年级只有500名学生。即使这个镇上的另一所初中有100多名学生,但还是有2000多名初中生去了父母工作的城市或者本市的市区学校。甚至在校学生每年都会转到市区学校。

2014年,时任中学法制副校长的梁警官说:“在这里,家长就是把学校当保姆,就是不出事。孩子虽然不识字,但是放到社会上会成为混混。孩子这个年纪出去打工不现实。学校帮他们把孩子拉扯大,孩子就出去打工了。”

许多当地居民送孩子上学是因为学校的护理功能,而不是将其作为社会进步的渠道。

教师成了高危行业

黄老师是康宁市化学学科带头人。他说:“现在搞农村教育真的很难:一是学生不能打骂,你打骂家长就来学校;第二,家长看不起老师。不像以前,有些老师受人尊敬,老师受重视。收入这么低,我们都不好意思说。第三,家长不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家长。”

丁老师是61班的班主任,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在他看来,“现在的教师是一个高危行业”,并以网上热议的茂县教育局处罚夏老师一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会惩罚学生的老师都是认真负责的,否则不会管你学得好不好。这位老师只是不太擅长使用惩罚方法。现在只要家长告诉老师,就算老师讲道理,也会受到惩罚。”

另一个班主任在旁边一直附和:“现在大家都没什么教学热情了,保平安就没事了。”

兼任62班班主任的李副校长说:“学生不能体罚,否则上级纪委会来调查。我们也不能帮老师,因为上级明令禁止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黄芳总统在一次会议上也警告老师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81班的站长兼班主任何老师在学校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班主任在管纪律的时候,拉了一个学生的耳垂。结果,父母上来就“赖”了,去医院检查anywa

何老师又讲了一个他过去的故事:“我上的最后一节课,一个很有名的学生上课一直在玩手机,我没收了他的手机。那个学生什么也没说,就这么消失了,没人能联系上他。我联系了父母,他们也指责我没收手机。因为害怕孩子自杀,我赶紧报警。我提心吊胆了两三天,担心我的孩子会出事。三天后,学生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去城里玩了。”

何老师言语中心有余悸。最后他总结道:“老师真的很无能。一不小心就赶上一辈子名声。”

本领恐慌不敢挑战班主任岗位

很多老师因为能力恐慌不敢挑战班主任的位置,明确表示管不了这些学生。

81班英语老师方老师告诉笔者:“作为一名女老师,我的威信不够。班级管理学生难,当班主任更难。我没有男老师那样的勇气去遏制那些学生。他们太调皮了。”

方老师以他前一天的课为例。教室最后一排的学生总是说话。方老师走过去用小纸壳轻轻拍了一下学生,提醒他不要再说话。结果学生用当地农村方言骂方老师。方老师很不爽,没理那个学生。“继续下去就下不了台了”。

在我看来,现实中不排除这种“岗位能力不足”是老师不做班主任的借口。能力恐慌不仅体现在非班主任群体,还体现在班主任甚至学校领导身上。

管理层表现出极大的努力。黄芳校长说:“学校的声誉已经很好了。近年来,我们获得了各级荣誉,包括国家级荣誉。”同时希望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真正提高学校的质量”。

黄芳总统试图进行改革,例如在系统中奖励而不是惩罚,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每年人均收入2000多元,全校要交10万,这在康宁市农村中学很少见。”但是,“没用,感觉像是被扔到水里了。”

蔡主席也希望改善教师管理政策。例如,他希望中学教师每隔3到5年在某个地区轮岗,以增强管理层的权威性,改变领导层“不需要人,但不需要钱”的局面。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领导层对工作倦怠大规模发生、自我激励失效的感叹,其实是对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的恐慌。

总的来说,无论是班主任、教师还是学校管理层,都是转型社会中的农村教育工作者,面对新的时代和特定的空间,虽然基于不同的立场,但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老教师遇到了新问题。”

整体性思路是缓解职业倦怠的当务之急

班主任的工作压力真的很大,报酬又低。但大部分班主任和系里老师都认为“既然选择了老师,就选择了穷”。他们把主要视角集中在管理体制、农村教育现状、教师权力空间和岗位胜任能力上,而不是把学界对经济收入的“共识”放在首位。

职业倦怠的普遍存在是农村教育的一大危机。但当地民众对这一问题普遍恐慌,表明危机出现转机。笔者认为,缓解或解决包括农村初中班主任在内的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刻不容缓,并提出了系统的、整体的思路,并建议:

农村初级中学设在乡镇或城乡结合部所引发的矛盾,应该是政策决策和执行部门所要考虑的。基于此,根本途径是如何完善城乡战略,抑制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乃至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分配、农村精英的回归和优质生源的回归,进而实现教育的深层次均衡发展。

从行动的角度来看,技能恐慌和情绪衰竭恐慌的问题需要政府、学校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找出恐慌的症结和内容,并提出治疗性的处方策略。比如政府和学校对教师(包括班主任)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教师能力,加强乡村教师精神和物质相结合的激励措施,加强包括情感在内的教师健康管理和辅导。目前个别班主任大多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未来的根本之举在于实现领导者的角色和领导力的提升。作为教育工作者,不要在自己身上搁浅,借助互联网等全球技术突破城乡接合部的结构性限制,融入城乡班主任精英群体共同成长,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实现观念转变和能力转变,等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所有地名、人名均为匿名)

(作者是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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