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兼职编辑(一个“无人知晓”的诺奖作家)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阿布杜尔拉扎克居尔纳

每个人脑子里都是一样的问号。

这个人是谁?

一个“无人知晓”的诺奖作家

103010记者/徐鹏远

2021年10月18日发行,总第1016期,《中国新闻周刊》

“请不要胡说八道!别烦我。”

阿布杜尔拉扎克居尔纳在泡茶时,接到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的电话。他以为有人只是在对他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搞恶作剧。10分钟后,诺贝尔奖官网主编亚当斯密再次打来电话,他还是在电脑上确认了这件事的真实性。

实际上,居尔纳不是唯一不相信这个结果的人。他的名字从未在往年的博彩赔率榜和全球媒体预测中被提及,而且自1986年沃勒索因卡以来,诺贝尔奖从未授予非洲黑人作家。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的移民作家,居尔纳在英国的名气远不如“三大杰出移民”石黑一雄、奈保尔和拉什迪,在英国以外也很少有人知道。根据跟踪美国实体书和电子书销售数据的NPD布克扫描公司(Bernstein books can)的数据,自2005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其作品《中国新闻周刊》在向该服务报告的销售点仅售出不到2000本,甚至在结果公布的当天,诺奖才被正式授予。

虽然居尔纳凭借《抛弃》010《天堂》入围布克奖、惠特伯里图书奖和洛杉机时报图书奖,但他并没有真正获得任何桂冠。正如他的编辑亚历山德拉普林格尔所说,“他是活着的最伟大的非洲作家之一,但从来没有人注意过他。这让我很难过。简直要了我的命。他是那种被忽视的人。”

而在中国,除了2014年出版的《抛弃》中的两篇短篇小说,其他作品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以至于准备报道的媒体无法在第一时间准确写出他的译名。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相同的问号3354。这个人是谁?

与作家相比,他作为评论家更有名。

靠近东非大陆的西印度洋上有一个小岛,名叫桑给巴尔,在阿拉伯语中是“黑色海岸”的意思。公元5世纪左右,逃离战争的阿拉伯半岛居民开始移民到这里。到1505年,基尔瓦王朝被葡萄牙舰队击败,全面伊斯兰化,本土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斯瓦希里文化。

居尔纳于1948年出生在这个小岛上。桑给巴尔当时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所以会说斯瓦希里语的居尔纳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英语。15岁时,桑给巴尔经过几番斗争,终于宣布独立,成为由苏丹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年轻的居尔纳的厄运是从这里开始的。

1964年1月12日上午,在非洲大陆上由黑人和设拉子组成的反对党——非洲设拉子党——的动员下,600~800名革命者袭击了警察部队并夺走了他们的武器,前往桑给巴尔镇推翻了成立一个月的苏丹王朝和民族党与桑本人民党的联合政府。当英国殖民者离开这里时,他们留下了一个少数阿拉伯人统治大多数非洲人的政治结构。于是,革命者建立的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立即对岛上的阿拉伯和南亚平民进行了报复,杀害了数百至两万人(人数尚有争议),轮奸了许多阿拉伯和南亚妇女,并洗劫了她们的财产。

在居尔纳的记忆中,这场骚乱是可怕和令人震惊的。2019年,在接受《海边》杂志采访时,他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我们学校关门了,老师大多是欧洲人。仅仅一个月,他们就必须按要求离开。到处都是枪。革命前,我们从未见过枪,甚至在警察身上。现在一个带枪的人可以走进一个小店,就像一只野兽走进来一样。”

面对艰难、焦虑、民族恐惧和蓄意羞辱,居尔纳在18岁时选择离开桑给巴尔岛。他在肯尼亚呆了一段时间,于1968年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此后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回过故土,直到1984年,父亲去世前不久,他才最后一次回国。

1976年,居尔纳从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学院毕业,获得伦敦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然后在肯特郡多佛的阿斯特中学任教。1980年开始在尼日利亚巴耶罗大学任教,后在英国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5年加入肯特大学任教。这个教学岗位成了他一生的事业。退休前,居尔纳是肯特大学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从事与非洲、加勒比海、印度等地区相关的后殖民文学研究。

自1987年起,居尔纳担任《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杂志的兼职编辑,先后主编了两卷《Wasafiri》,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后殖民作家及其创作的文章。有趣的是,奈保尔、索因卡、拉什迪、田安戈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离散写作”被世界文坛乃至诺奖认可的时间远早于居尔纳自己的文字。

张峰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的副教授,自2010年左右开始研究居尔纳文学。在他看来,居尔纳的作家身份之所以不为人所知,与他的学者和批评家身份有关。他对《Wasafiri》说,“这种多重角色可能是好事,但同时也会淡化他作为作家的角色。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他更多的被认为是一个批评家。”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非洲文学文集》专栏作家Alex Shepard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居尔纳最出名的可能是他作为评论家的工作。”

也许就连居尔纳本人也不会对此提出太多异议。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说:“当你从事你的职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你就要承担更多与教学、书籍等无关的机构责任。这就是矛盾。也就是说,你的脑子里都是别的东西,很难给那些你感兴趣的东西找到空间,比如写作。”

无法抗拒的记忆和无法摆脱的孤独感

事实上,对居尔纳来说,写作本来就是一种意外。2004年,他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他住在桑给巴尔时,他无意成为一名作家。“我在那之前就写了,虽然那时我还是桑给巴尔的一名学生。但那只是为了好玩,为了招待朋友,为了在学校讽刺剧里表演,不过是一时兴起或者消磨时间或者炫耀罢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在准备什么,也没觉得自己想当作家。”

真正促使他拿起笔的,是一种到了英国后被生活抛弃的失重感。那是一种只有陌生人和无根人才能感受到的感觉。对外界的不熟悉,以及自己与周围无法弥合的差异,时刻提醒着你,你已经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逐渐积累的冷漠、孤立甚至侮辱不断地勾勒和强化某种内在记忆。——它来自一个失落的地方和生活,或者只是一个与现实不同的地方,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

当然,一切的开始并不是那么清晰。起初,居尔纳只是随便写写,在日记里写一些关于他家庭的小片段,然后是其他人的故事。后来他慢慢意识到,他是凭记忆写作的,那种感觉是如此的生动,无法抗拒。于是他正式交出的第一部作品,命名为《新共和》,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试图摆脱家乡的困境,却在屈辱之后最终回到了破碎的家庭。

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离开,多少夹杂着居尔纳在英国最初几年的不适。到了第二部作品《卫报》,他开始尝试寻找和解的可能。流浪到英国的主人贡达德试图隐瞒自己的过去,但最终在一个异性面前说出了创伤性的回忆。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小说结尾,daud突然意识到,自己曾经抗拒的东西,其实正在散发着触手可及的美好。

1990年,居尔纳写了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离别的记忆》,也是唯一一部出生在英国而不是桑给巴尔岛的主角。作为一个生长在20世纪50年代充满种族歧视的英国的黑人女性,多蒂在这里感到无根,由于母亲的沉默,她与家族历史缺乏联系。她试图通过书籍和故事来创造自己的空间和身份,在探索中逐渐发现了隐藏在名字背后的悲壮家族史。如果说达乌德的“道”还有生存的迫切需要,多蒂的身份则增加了一些自我建构的主动性。

这三部作品虽然从不同的叙事视角记录了移民英国的经历,但讨论的是移民到新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对人物身份的影响。然而,显而易见,此时的居尔纳还未能跳出个人视角和局部解剖的框架。直到1994年《朝圣者之路》的出版,才标志着他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突破。这部同时入围布克奖和惠特贝里图书奖的作品,通过少年优素福的眼睛,看到了整个非洲,部落纷争不断,迷信盛行,疾病肆虐,奴隶贸易猖獗。与前作相比,《多蒂》的视野更加开阔宏观,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部庞大的非洲编年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张峰认为,这种从现实扩展到历史的创作谱系,似乎是背景相似的作家创作中的共性。在《天堂》一书中,作家克莱尔钱伯斯指出了自《天堂》以来居尔纳写作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在写《英国穆斯林小说——当代知名作家访谈录》时,他试图写主角想要离开的愿望,但现在他想写的是主人在中国仍然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感。”

虽然授予居尔纳的诺奖强调了他对殖民主义探索和难民命运的关注,但也许“孤独”更能概括他话语中挥之不去的核心。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在评论中写道:“当居尔纳处理‘难民经历’时,它关注的是自己的身份。他作品中的流动人物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与大陆、过去生活与新兴生活之间的一种——的不安全状态。”

《天堂》出版于2011年,是居尔纳的第八部小说,同样延续了移民主题。不同的是,它关注的是移民经历对移民本身及其后代的无尽影响。在第九部小说《离别的记忆》中,主人在母亲去世后再次面临艰难的选择:他应该留在桑给巴尔还是回到伦敦?居尔纳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危机时刻,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应该在哪里’这个问题上。”

在张峰看来,这正是后殖民文学的意义所在。“后殖民主义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终结,因为殖民统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宗主国或殖民文化的终结。它已经在殖民地扎下了根,并将长期影响殖民者的方方面面。后殖民文学和殖民文学并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阶段,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延续,而这些来自殖民地的人和那些从殖民地移居到宗主国的人不断反思殖民意识形态,包括独立后对后殖民身份的不断考量。”在一篇题为《最后的礼物》的文章中,居尔纳还解释了殖民主义的当代问题:“对非洲人来说,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影响是当代事件,重点是它的现代性。殖民主义构成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过去,也构成了它们的现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接受“后殖民作家”的标签。他明确表示:“我不会用这些词,也不会让自己戴上这么简单化的标签。事实上,除了我的名字,我不确定我会叫自己什么。”同时,居尔纳对后殖民写作保持着清醒的警惕。他认为把矛头指向前殖民帝国的毒害,把所有社会症结归结于殖民统治,这是一个陷阱,非洲的民族和部落分裂造成的危害同样可怕。而“对于后殖民主义作家来说,危险似乎在于,这可能已经或将会在一个欧洲局外人的异化和孤立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样,作家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愤愤不平的移民,嘲笑那些留下的人,得到那些出版商和读者的欢呼。3354他们对殖民地人民仍有秘密的敌意,并愿意奖励和赞扬任何对非欧洲世界的严厉批评。”

与中国的奇妙联系

去年9月,居尔纳出版了他的最新作品《碎石之心》,该作品以1907年反抗德国殖民者的起义为开端,展示了几代人经历了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和英国的殖民,试图在坦桑大陆的一个沿海小镇上维持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很多评论把它当做《An Idea of the Past》的续集。

然而,最重要的总是居尔纳想要表达的东西。103010的一篇书评说,“大部分关于欧洲在非洲殖民历史的讨论都把德国排除在外,但实际上是19世纪末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殖民了当今纳米比亚、喀麦隆、多哥、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部分地区,最后夺取了卢旺达和布隆迪,其殖民统治是残酷的。在这本书中,居尔纳思考了殖民主义和战争的代际影响,并敦促我们思考在如此巨大的破坏之后还剩下什么。”这确实是居尔纳所关心的。

可以想象,有了诺奖的加持,这部《来世》的书一定会比居尔纳之前的几部作品更快更广泛地到达读者手中。对于还没有读过该译本的中国读者来说,相信与居尔纳的相遇不会太遥远。一个有趣的例子或许可以证明: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卢敏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的成员。自2019年以来,她一直在研究居尔纳,并负责东非研究。她告诉《天堂》,国庆节前,她刚刚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任务,每人阅读一本居尔纳的小说,然后写一篇简介。结果诺贝尔奖的消息一出,很多媒体都找她要资料,于是学生们这几天拼命赶稿。

同时,在卢敏的研究中,她也发现了居尔纳与中国的奇妙联系:“他的每一本书几乎都会提到中国或中国人,中国的铁路建设,以及一些中国产品。他在《卫报》里反复讲了一个中国公主,就是《来世》里的巴杜拉公主。”

我们仍然不知道这种联系从何而来,在居尔纳心中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这种缘分其实是几十年前就种下的。根据BBC的一个历史系列节目,居尔纳年轻时在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几件中国瓷器:“直到你参观了博物馆,或者听到了关于中国舰队远征非洲的伟大故事,这些小物件才变得有价值,成为重要事情的象征,或者是一种联系。然后你会看到物品本身,它们的完整性,它们的重量和它们的美。一切环环相扣,几个世纪后这里出现了中国这样遥远的文化。”

03010第38期,202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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