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日结兼职(从流水线到日结工不稳定劳动与青年农民工的困境)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演变

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农业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迅速,对廉价劳动力需求旺盛。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起初,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当地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大,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离开土地,离开家园。“东、西、南、北、南,在广东打工”是当时背井离乡南下进入工厂的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8836万人,其中农民工17266万人,可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群体。从就业情况看,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农民工的主要工作岗位,分别占27.9%和18.6%,而从事住宿和餐饮的农民工比例为6.7%。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在城乡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给城市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了挑战。因此,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农村人口流动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格限制到支持流动,再到加强对盲目流动的控制,最后转变为引导有序流动的过程。为缓解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带来的公共管理压力和治安问题,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9月发布《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号,规定进城务工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否则将采取收容遣送措施。

从流水线到日结工:不稳定劳动与青年农民工的困境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农民工问题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流动人口的犯罪,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非常糟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国家劳动政策缺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例如,1993年11月,深圳港资织里玩具厂发生火灾,造成87人死亡,51人受伤。这起震惊全国的惨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法》的颁布。

2018年的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中国农民工总数的51.5%。在所有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10.9%。这表明我国农民工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倾向。

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更强。他们对目前的工作和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望,因此特别关注自身的劳动权利,不再忍受低工资、长时间的工作环境,更愿意主动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报酬。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主义还体现在他们对组织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发现在现有的劳动法框架下完成程序需要很长时间。鉴于大多数农民工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工资低,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一直在快速上涨,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化,即人口红利消失。早在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绝对减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提高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为应对企业面临招工难、用工贵的局面,“机器换人”成为缓解民工荒、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如广东省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珠三角地区涌现出一批实施自动化升级的示范企业,2018年计划新增工业机器人2万台。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的浪潮下,中国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比如在美团和饿了么注册的骑手就有近600万。以80、90后男性为主,来自农村,中专、职校、高中学历。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群体。此外,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制造业岗位,只愿意做日常工作,“干一天,玩三天”。下面将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简述总装线工人、外卖骑手、“三河大神”的工作内容,呈现并分析当代青年农民工的困境。

第二,装配线上的重复性工作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采用半自动流水线技术,这是20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生产的巨大成功。由于装配线利用了特殊的工具和设备,使非技术工人能够合作生产,汽车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这被视为工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进步。

以iPad生产的最终封装工艺为例。整个工作分为充电、下载专用程序、粘贴代码、目测、覆膜、附件入箱、iPads入箱、合上箱盖等32道工序。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大概需要20分钟。操作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数据线装进盒子里,5秒内完成一个动作,每天重复5000次,总共2.5小时。工人每两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整个装配线的程序和运动时间被精确地计算出来。一个车间里有十二条生产线,坐在流水线旁的操作人员聚精会神地盯着面前的一小块区域,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拿起、放下、拿起、放下这些单调的机械动作。不允许有多余的思考,不允许有停顿和失误,否则会造成流水线的混乱。

由于外向型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利润率微薄,为了提高利润率,企业必然会采取降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措施,以实现生产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虽然现代化的工厂有标准化的车间,生产车间按照分拣、整改、清洗、保洁的要求进行管理,看起来光鲜整洁,但是农民工在流水线上的非技术化、原子化程度很高,因为车间普遍实行准军事化的纪律管理制度,每个工位相隔一至两米。未经直线领导批准,不准讲话,不准越线,不准休息,不准上厕所,不准工作。

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一些工厂大量使用学生实习生和劳务派遣工。其中,学生工是各地职业技术学校安排的,不实习不一定能毕业。在生产旺季,部分企业劳务派遣工比例超过50%。因为是短期、临时用工,企业不会和这些学生、派遣工签订劳动合同,也不会缴纳社会保险。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农民工既学不到新的技术技能,也没有多少生活经验,在l

第三,平台经济中的“抢人游戏”

在劳动力市场上,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制造业岗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自由”被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宁愿外卖也不愿进工厂的重要原因。但是外卖骑手真的是“免费”的工作吗?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的雇佣关系有三种:独家配送模式、外包模式和众包模式。

由于外卖平台基本垄断了消费者和商家的订单信息,骑手在选择这份工作时,只能被动接受平台在定价、派单、奖惩、评价等方面的运营规则。不管是什么样的雇佣关系,平台对骑手的管控都是基于算法的。骑手的数据特征,包括所在位置、在线时间、接单数量、配送进度、客户评价等。是不断累积和记录的。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智能配送订单,通过系统监控骑手订单和送餐路线。交付后,骑手还需要请求结束任务。

从流水线到日结工:不稳定劳动与青年农民工的困境

骑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剥夺,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只能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工作。这可以说是制造业泰勒流水线的升级版。通过平台的精准计算,不断缩短配送时间,要求骑手加快速度,提高效率。却忽略了配送过程中的天气、交通等突发情况。在及时配送的压力下,经常可以看到骑手在街上超速行驶,逆行奔跑,闯红灯,边骑边看手机。结果,骑车人成了潜在的马路杀手。近年来,全国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不断增多,对自己和自己都是一种伤害。

基本上骑手的工作是高度个性化的。外卖平台为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制度。现金奖励和等级升级根据骑手的工作表现和能力决定,如全勤奖、抢票奖、恶劣天气补贴等。而且等级越高,骑手会优先调度车票,或者拿到距离近报酬高的车票。从表面上看,骑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竞争关系。但在这种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配送量、骑行距离、赞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一种“追赶游戏”,无形中增加了订单量,延长了工作时间。有研究显示,骑手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11.4小时。

除了奖励制度,平台还设计了一套KPI考核机制,对骑手的工作行为和表现进行惩戒。具体处罚原因包括违反服装、车辆、礼仪安全、加班、差评、投诉等外部正规规范等。惩罚手段主要是罚款,情节严重者会被平台“封号”。平台每个月都会对不同站点的骑手进行数据反馈评估,直接关系到骑手工资的发放。在这个惩罚体系中,平台设计的罚款种类和金额远远多于奖励,执行也更加严格。任何违规都会被扣分,该扣就扣。扣款多了会影响接单。可以说骑手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

除了平台和商家,消费者是骑手面对面接触和服务的对象,消费者也通过APP系统介入骑手的劳动过程,即消费者可以看到骑手的接送单、骑行路线、催单和取消订单、评价骑手的工作结果。为了保持自身的服务质量,提高消费者的粘性,坚持顾客至上的原则,高度重视消费者的评价,平台在处理与消费者的关系时,设计了一套情感规范。

但平台对消费者和骑手的信息呈现是不对称的,骑手被边缘化。一旦因超时或其他原因获得差评,即使消费者无意中随意或错误扣分,平台对骑手的扣分机制也会自动启动并被系统判定,差评结果无法消除,进一步加深了骑手的弱势地位。虽然配送服务往往是短期的一次性动作,但为了避免获得差评,骑手们需要从接单那一刻起就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在配送过程中与用户沟通,减少因配送单、路线选择、迷路等原因造成的相互理解甚至冲突。

从上面的劳动流程可以看出,外卖配送基本上是一个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尤其是众包模式下。只要有闲暇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在平台上注册成为兼职骑手,平台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培训成本,基本上半天就能上岗。而且平台打出“正常工作,月入5000,努力工作,月入8000,努力工作”

但平台的薪酬体系是按照配送的订单量来计算的,所以多劳多得,所以表面上看,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出这份工作,每天在线接单多长时间。但在平台的算法逻辑下,获得高收入意味着更长的在线时间、更多的送餐订单和更高的评价分数,这无疑会大大减少骑手劳动力的再生产时间。在平台经济中,工作和业余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虽然没有流水线这样有形的生产管理系统,但是骑手们无时无刻不在算法系统的监督和控制之下,没有真正的自由。

四、日常工作的江湖

由于日本, NHK的纪录片《三和大神》的传播,这些日常工作者开始吸引媒体和研究人员的注意。所谓日工,就是临时工,不签劳动合同,按小时或按天计酬。当天干完活,当天结算工资。事实上,日工已经存在很多年了,遍布全国。他们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特殊群体。而且,随着近年来经济的不景气,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驻扎在深圳三和、海信两大人力资源市场周边的“三和大神”。其中多为80后、90后男性,估计人数近10万。

从流水线到日结工:不稳定劳动与青年农民工的困境

纪录片 《三和大神》 剧照

虽然龙华富士康离他们只有20分钟车程,而且富士康在这里招的是正式工,但是相对于其他工作,富士康有稳定的工资,缴纳五险一金,但是这些都吸引不了这些日工。相反,他们更喜欢日结,因为很多人厌倦了在工厂里长时间的工作和低工资,也没有像富士康那样在管理严格的工厂里自由的玩网游。有些人觉得之前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工作几年赚不到什么钱,更别说改变命运了,还不如天天结,所以不想进厂,只愿意“干一天,玩三天”。但是,日结意味着没有福利保险,今天上班没有明天,很不稳定。

日常的工作招聘通常是在清晨和下午。每天早上4点,数千名日工聚集在海信和三和大厦之间。几个小时后,他们被中介分批带走,乘坐公交车或面包车前往工作地点;下午4点,中介会把晚上工作的内容和工资抿一口,通宵工作。愿意去的就把身份证给中介。人招够了,中介就带他们上车出发。

日工做所有的苦力搬运,最脏最累的工作。最常见的就是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拧螺丝,或者在工地搬砖,清理污水污泥,或者在物流快递仓库分拣包裹。工资一般每小时12-14元,一天能拿100多。相比之下,三河的日工生活成本很低,一个晚上的住宿床15元,一碗面5元,一瓶1.5升水2元,上网1.5元/小时,过夜住宿8元,过夜住宿26元。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十几二十个人住一个房间,伙食差,只是为了充饥。即便如此,很多日工也买不起。因为他们身无分文,经常连续几天挨饿,晚上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或公园。

它是日常工作者找工作的主要渠道。这些代理商本身大多在工厂工作过,熟悉各个工厂的大致情况。有一部分属于人力资源公司,也有很多是私人代理,通过和工厂的私人关系来招聘。一般中介在招到工人后会向工厂收取佣金。所以中介为了招到更多的工人,会故意赞美工作内容或者夸大工资水平,比如“去工地环卫4小时,不用工作,去了就睡觉”。工人到了工作现场,发现和中介给的描述不一样。有的会自己走,但有的中介会扣留工人的身份证,等他们干完活再还给他们。

很多日工都被黑中介骗过,尤其是交了押金后,拿不回来了。有些中介甚至会介绍一些灰色工作。虽然2016年政府采取行动取缔了黑中介,但是没有办法根除,黑中介的消失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虽然人少了,但是工作更难找了。

有一次,我在广州东区调研时,看到一天一天的求职者挤在相邻居民楼之间的巷子里。晚上快半夜了,巷子的台阶上坐着20多个小伙子,都在玩手机,没有说话。我问一个正在玩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的年轻人是不是在等工作。他说这个时间点没了,但是没钱住酒店,没地方去,只好坐在这里没事干。只玩手机,其他人大概也是这种情况。虽然都坐在同一个台阶上,但此刻都是无家可归的陌生人。

动词(verb的缩写)不稳定劳动的历史隐喻

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研究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强烈的“短期化”趋势。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极不稳定,频繁更换工作,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为2年;另一方面,基本从事低技能工作,工资增长有限,技能没有提升。他们很难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向上流动,导致超过60%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对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不满而主动辞职。

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对于中国的年轻农民工来说,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偏向资本的经济政策,还有新兴的自动化生产技术、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人工智能监控的冲击。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推动和保护,年轻农民工的工作将更加不稳定,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陷入更加不平等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年轻农民工的生计,也关系到社会稳定。

无论是农民工厌倦制造业的重复劳动而主动离职,还是“机器换人”导致农民工被迫退出制造业,这背后反映的都是政策功能的失衡。劳动法难以发挥保护合法权益的作用

因为制造业使用越来越多的学生劳动力和劳务派遣工时,企业将不必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法律的监管作用将进一步弱化;当外卖骑手以平台为唯一生活来源时,意味着平台对骑手的完全控制,导致骑手需要不断“赶工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像“三和大神”这样的日工,却像奴隶一样出卖体力。他们不仅没有正式的工作关系,作为连续劳动者的基本尊严也丧失殆尽。因此,随着中国不稳定就业规模的扩大,不规范的劳动关系将成为就业的常态。短期和临时工作会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原子化,这似乎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但是,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导致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

年轻农民工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社会风险。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应该投入资源,帮助他们投资技能,通过提升技能来促进社会升级。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法律法规也应完善,以便更好地适用于灵活的雇佣关系,保护新工作中农民工的权益;在日益迭代的技术治理下,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也应受到重视,帮助他们恢复生活信心,创造便利条件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

主题测试文章,只做测试使用。发布者:徐浪老师,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yuyanwz.com/118029

(0)
上一篇 2022年8月1日 上午8:07
下一篇 2022年8月1日 上午8:10

相关推荐